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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牟利流氓地痞争当保甲长(图)
发布日期:2022-08-04 08:59   来源:未知   阅读:

  保甲和乡约是中国封建社会受到官方鼓励的地方自治组织,“保甲以除暴诘奸,乡约以化民成俗”,二者兼而行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国保甲制度是传统保甲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其组织深合全民政治之原则,而其机能与效用,可为增进地方行政体系整肃之方。自广义而言之,即吾国地方自治制度,自狭义而言之,即农村之保卫政策。”

  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编排,一般由县府委派人到各区会同驻县部队坐催督办。区派保甲长到各保联办公处,按保按甲进行,挨户调查。规定10户以上、20户以下为一甲,不能超过25户,特殊情况,管理不便,可以编成两甲。编保规定,10甲以上、19甲以下为一保,超过20甲者,编成两保。不满10甲者,不能编成一保。县政府统一印发“保甲调查户口清册”一本,赅载各户人口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信教、文化、特技、考备。各户、各甲、各保连环切结。保甲制的机构中枢是保长办公室,其中设保长1人,兼保队长;副保长1人,兼副队长。另有保丁1人,无事在家务农,有事随时听从保长调遣\(主要是在集合时搞点伙食等杂务\),纯属义务性工作。在若干个保的基础上成立保联办公室,设保联主任1人,书记1人,公丁1人。1940年前后,保联改为乡镇公所,设乡长1人,兼乡队长;干事1名,兼队副;乡丁2人,兼通讯员。各保设保长1人,保队副由保长聘任。据1936年7月的统计数字,江西全省83县加南昌、九江2市,共有393区、2452保联、25411保、25万余甲、290余万户、260余万壮丁、1500余万人口,此时,保甲制已覆盖江西全省。

  保甲长原本作为地方自治组织,但受传统宗族和图甲、乡约的影响,民国时期,江西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俨然已经超出了当初的设想,成为地方实实在在的一级政府。到1942年内政部发布《乡镇保应办事项》时,保甲与乡镇公所拥有“办理户口调查及户籍人事登记”、“办理国民学校及中心学校”、“兴修桥梁河堤堰匣池塘”、“修筑保护四境道路”、“兴办其他各种造产事业”等30多项职能。这些职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力。每项职能的现实履行都必然要发生相应的经济利益。随着机构扩大和职能延伸,保甲制运用经济的能力、牟取私利的趋势也明显增强。

  民国时期的保甲长,不再是传统的图甲长那只为人垫付赋税的“替罪羊”了,而早已成为拥有许多地方公共资源的肥缺。从江西万载、宜丰、高安、上高、靖安、奉新等民国档案中所看到的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是,人们对于保甲制下的保甲长,不像义图制下的图甲长那样,被人“避之如虎”,而是“趋之若鹜”。在保甲制度下,几乎所有的保甲长都认为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不仅没有多少辞职的保甲长,甚至因为落选而互相指责对方选举不公的案子比比皆是。

  1946年11月,宜丰芳溪乡六保保民刘紫新之子刘思涛、刘海清兄弟因为杀害族人刘芳林、刘瑞春涉嫌逃跑,保甲聚众大肆开支数百万元,同时将其田租140余石、杉树300余根、花尖纸7块等家产查封,交由保长代管并予拍卖。由于保长一职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有一大批乡村社会品行恶劣的流氓地痞为之奔竞,甚至连一些现役军人也因贪图其利,违反政令,加入到保长角逐中来。宜丰县续良乡第五保保长邹仁生本是乡村学唱戏的,属于流氓阿飞之流,千方百计谋得保长一职后,处理每项保甲事务都是明码标价的,连保内国民小学教员的遴选也认钱不认人。如利用职权擅粜乡仓积谷,“挪用价款,经营商业”;卖放壮丁、滥报壮丁伙食、擅自变卖壮丁安家稻谷等事数不胜数。

  民国时期,江西保甲长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收缴赋税、征派夫役、民事仲裁、调解等,这些职能的正常履行,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才能维持。一方面,保甲制既然被定义为自治组织,经费应主要来自保甲内部。但保长在经费筹措过程中,多半会在各种应征项目上加码提成,对于提成加码的数量比例又难免不发生纠纷。另一方面,保甲制又被赋予了许多国家权力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国家管理职能。这些职能中,诸如地方公共建设事务,必须调配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为保甲贪渎提供现实可能。

  1946年9月,万载县大桥乡第八保甲民户朱礼保状告保长辛钧生欺压弱小,滥派保甲经费。尽管高层派员下来调查,但事情不了了之。1947年,万载县罗城乡保长杨耀祖押运早稻赋谷63担到上高县徐家渡验收,所需伙食钱不过6000元,上峰下达的运费基本够开销,但是他还是趁机加派运费2.3万元,浮额1.7万元。后来押运晚稻赋谷,杨耀祖又故伎重演,从乡公所领取上峰规定的42担赋谷运费,仅发给保民21担运费,剩下的21担运费全部私吞。

  同时,修筑公路是民国时期保甲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地方公共事务,无论是修路派款、土方计算、收支结算,都是保长们敛财的重要渠道。1934年8月,万载第五保联第七十四保民众邓牛仔等25人状告保长张兆平借筑路之机大发横财的丑恶行径。在修筑浏万公路时,该保除去各种开支后,尚盈余18万余元。但是保长张兆平仍然利欲熏心,竟然再次要求保内壮丁每人出洋214元,壮丁123人,计2.9万余元,全部落入其私囊。万载县汪恒初、周细仔、汪均谦包修第二保联第三十九保保长晏卿如辖下竹渡公路的半保土方,计460方,价洋180元,立有保约。依限完成后,有公路处胡、林二丈量员量定并给有收方凭单,仅支用洋129元,仍欠51元。但是保长晏卿如认为土方不够,不付给剩下的工钱。这笔钱当然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除了贪墨外,卖放兵丁也是民国时期保长牟利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手段使适龄壮丁逃避兵役,从中收取当事人的好处费的实例在档案中不胜枚举。宜丰县宣化乡第十一保保长邬仕林包庇兵役办法非常特别,将保内五、十两甲的独子甲长全部撤换,以适龄壮丁接充,使得保内多名壮丁得以逃避兵役,保长也从中渔利。会黄乡第二保保长刘育中卖放兵役则采取直接注销户籍的办法,故意造成适龄壮丁不知去向的事实。对本家及姻亲适龄壮丁多方包庇,对其他保民则张冠李戴,甚至有痼疾者都要征召,结果被体检打回来。

  保甲制在实行之初,由在乡村享有公望的人担任保甲长,在处理乡民纠纷、落实民国政府政策、征收赋税等方面也体现出了优势。但到了中后期,乡村社会受人尊敬的乡绅自治人物常常不屑于与地方衙门沆瀣一气,危害乡里,而保甲长的潜在人选往往落到那些觊觎权势、狐假虎威的地痞流氓手里。

  保甲制是民国江西地方政权的基础,保长贪渎引发大量的纠纷诉讼,自然构成地方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但多数讼案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经过县乡两级政府机构甚至县参议会的调查和调解,并没有下文。1948年3~8月之间,在宜丰县庆凯乡第十保保长李宗才是否贪污渎职问题上,保民代表黄熙寿、黄忠林等状词,所告包庇兵役、私收宜铜路代役金、侵吞军人家属优待谷、诈欺勒索保民谷物、私收屠宰税、吞没农场造产谷等事,都是有名有姓的当事人,可谓言之凿凿。而李氏家族的保民则组织63人联名申述,替其喊冤,盛赞其“为人诚朴,服务勤廉,到职以来,从无苟且,尤能公私分明。对人至为和蔼,处事更为缜密,如此保长实属难能可贵。”乡长陈鉴明的调查也未置可否,案件不了了之。而有的保长到了无可回避的时候,就直接选择辞职,而对被控诉的各项事由调查,也就到此为止。1938年8月,宜丰县第一区第五保联第四十七保保长漆竹成,在受到保民控告之后随即提出辞职。万载县罗城乡一本1946年保甲辞职报告案卷中,保存了保甲纠纷争议背后保长退而求其次的托词。

  而在保甲制度实行后,保民只要感到待遇不公平,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并控告保长的徇私贪渎,保长队伍的良莠不齐和保甲事务不透明又导致保甲内部关系更加紧张。结果,保甲被控经济纠纷此起彼伏,恶讼如潮,难以遏制,甚至各势力的代表人物为了自己能当上保长,授意保民不断控告在任保长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到后来,制度设计者所考虑的消极防制和积极训育功能越发淡出了保甲长们的视野,保甲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角逐保甲长的主要动因。保甲事务日益废弛,借助保甲职能具有的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和小团体现实利益,演变为保甲制下的常态现象,不同势力集团暗流涌动,互相指摘,保甲长像走马灯笼一样,在频繁的控告中不断更替。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日益涣散的保甲组织和聚讼不已的保甲民氛,也宣布民国保甲制度彻底土崩瓦解。(感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龚汝富教授给本报道提供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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